做为绿色“塑”说直播系列的第三期，“驱动塑料供应链绿色低碳循环转型”线上一对一访谈邀请到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国际合作处处长、研究员毛涛先生。访谈从我国的绿色制造体系开始，带领观众了解从“十三五”时期到“十四五”时期的变化，梳理相关政策与标准，结合塑料循环经济议题深入浅出地探索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发展，并拓展思考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的发展问题。

高杨：提到绿色供应链就会想到我国具有特色的绿色制造制度，绿色制造的内涵也是非常丰富，首先请毛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绿色制造的整个体系框架是如何的？涉及到哪些模块和具体的制度？

毛涛：我国正在建设生态文明，提出2035年建成美丽中国的目标。工业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重点领域，工业的绿色转型非常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工业和信化部作为工业和通信业的主管单位，在大力推动工业通信业的绿色发展。

绿色制造体系是工信部从“十三五”期间开始推动的一项重点工作，在制造强国战略的大背景下，工信部出台的《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明确了工业绿色发展的重点方向。2016年出台《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通知》，启动了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试点，“十四五”延续了这四个绿的试点。去年12月工信部牵头出台了《“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今年8月出台了《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在“十三五”强调的绿色外，“十四五”将绿色、低碳同时作为主基调，把低碳发展也作为一个主攻方向。

01 绿色制造体系-绿色产品

绿色产品是以绿色制造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体现，侧重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化。

按照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在产品设计开发阶段系统考虑原材料选用、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处理等各个环节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实现产品对能源资源消耗最低化、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化、可再生率最大化。

02 绿色制造体系-绿色工厂

绿色工厂是制造业的生产单元，是绿色制造的实施主体，属于绿色制造体系的核心支撑单元，侧重于生产过程的绿色化。

加快创建具备用地集约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等特点的绿色工厂。

03 绿色制造体系-绿色园区

绿色园区是突出绿色理念和要求的生产企业和基础设施聚集的平台，侧重于园区内工厂之间的统筹管理和协同链接。

要在园区规划、空间布局、产业链设计、能源利用、资源利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运行管理等方面贯彻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理念，从而实现具备布局集聚化、结构绿色化、链接生态化等特色的绿色园区。

04 绿色制造体系-绿色供应链

绿色供应链是绿色制造理论与供应链管理技术结合的产物，侧重于供应链节点上企业的协调与协作。

企业要建立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导向的采购、生产、营销、回收及物流体系，推动上下游企业共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绩效，达到资源利用高效化、环境影响最小化、链上企业绿色化的目标。

其中，绿色设计产品比较特殊，它是以标准先行，只有相关的团体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标准被工信部采信之后，才能依据相关标准来申报绿色产品。目前绿色产品的标准清单总共有161个，除去生态设计产品的评价通则和标识，涉及到相关产品包括零部件的总共159个。

截至目前，工业和信化部总共开展过六批绿色制造示范工作，第七批正在启动。

绿色供应链申报的一些关键评价指标

高杨：谢谢毛处和我们梳理了绿色制造体系的几个框架，我们也看到各行各业里面的龙头企业都在带动整个产业的绿色转型。时代在不停更迭，每一时期都会有新任务和新变化，“十四五”期间毋庸置疑双碳目标的发展是我们新的引领指标。在新时期双碳目标下，绿色供应链的发展相比于“十三五”期间有了非常大的迭代，希望毛处和我们说一下国内绿色供应链在双碳驱动下的新目标、新愿景以及新的措施手段。

从PPT上可以看出，供应链碳中和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中国的企业也有一些行动，华为提出的是2025年前推动前100个供应商设定碳减排目标；2021年1月，基隆发布《绿色供应链减碳倡议》，150多家供应商积极响应。基隆所要实现的一个目标是从“制造绿色”向“制造绿色”和“绿色制造”并重的“”双绿”协同的方向发展。在供应链碳中和方面，联想和远景也都有相关的行动。

在碳中和的整体趋势下，我个人也发现了绿色供应链管理的一些新变化。第一，管理对象从“部分”扩至“全体”。从理论上来讲，绿色供应链管理应该是管理到供应链上的各级供应商，但在具体实践中还是很难做到的，很多企业目前来讲能把一级供应商中间的核心供应商管理好就很不容易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提出了零碳供应链的目标，相信在实践层面也会与理论越来越近，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会对供应链上所有供应商进行绿色管理。

第二，管理动力从“政策驱动”转向“主动布局”。之前工信部的绿色制造示范、商务部的供应链创新应用试点以及生态环境部围绕绿色供应链在天津、上海、深圳、东莞等地做的一些试点，推动了一部分打造了绿色供应链。但是，政策驱动的色彩比较重，在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很多企业已经在政策驱动之外开始主动布局，虽然距离国外龙头企业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已经开始主动管理。

第三，管理要求从“浅绿”走向“深绿”。之前很多企业在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时候是环境合规，或者在环境合规上再加一些节能环保等要求。与之不同的是，在零碳供应链管理目标下，整个供应链将从高碳走向低碳最终实现零碳，这个从“浅绿”向“深绿”的递进效应还是非常明显的。

第四，管理方式从“封闭”步入“透明”。这方面一些跨国企业做的非常好，我经常举苹果公司的例子。当时苹果公司上游供应商出现污染问题之后，IPE（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苹果的另一面——污染在黑幕下蔓延》。对此，苹果公司很快进行了整改，加强了对上游供应商的绿色管理，并公开了主要供应商名单。苹果公司在IPE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评价中多年排名在华企业第一名，实现了供应链的绿色蝶变。在绿色供应链管理的体系下，我相信一些企业提出碳中和或者零碳供应链管理目标后，对供应链的管理方式会改变，信息公开的步伐会加快。因为供应链碳中和不是简单喊口号，而是要以企业信誉做担保，因此会带动企业把相关环境信息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的监督。

高杨：感谢毛处的解读，绿色低碳的工作是不断深耕的过程。绿色其实是一个哲学性的概念，落到产业链和产品上需要一系列的指导和规范，绿色供应链的构建也离不开标准化的工作。可否请毛处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对于绿色供应链这方面的国际和国内的标准体系？

毛涛：绿色供应链的概念最早产生在1996年的美国，1999年前后我国也有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2000年左右发表了相关的论文。虽然绿色供应链管理一直是热点，相关论文很多，但是存在的问题是理论研究和实践存在脱钩。在工信部等试点示范项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并打造绿色供应链，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对于绿色供应链比较陌生。因此，需要通过政策和标准进行引导。我也观察到，国际上很多国家就绿色供应链并没有出台相关的法律或者非常直接的标准，而中国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这里我对绿色供应链法律政策和相关标准的做了归纳。

首先，根据法律政策授权，政府可以通过绿色税收、绿色采购等优惠政策以及试点示范项目，给予打造绿色供应链的企业及链上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上下游企业相应的支持，同时对于供应链上的环境违规企业进行处罚，营造出激励企业打造绿色供应链的制度环境；

其次，法律政策关于企业用地、用能、用水、用材、污染物排放等相关要求，可以为核心企业的绿色供应链管理工作提供必要参考，判断链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否符合“绿色”要求。

我梳理了我国绿色供应链的相关政策，从1978年开始，我国开始相关的环境立法，到2013年，相关法律政策中还没有出现过有关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字眼。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从末端治理向源头预防、过程控制的延伸，并最终实现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同时也涉及到供应链上设计、生产、流通、回收利用的相关环节。管理手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行政管制开始向市场管理为主。虽然尚无法律政策以推进绿色供应链管理工作为制定初衷，但不乏相关规定已经调整供应链的某个环节，对于企业打造绿色供应链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2014年之后，特别是2016年，出现了相关政策制定的高潮，包括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无废城市、快递包装等的文件中，都有关于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相关要求。关注绿色供应链问题的部委也越来越多，包括工信部、商务部、生态环境部等，当然也有一些中央、国务院层面发布的文件。可以看出，国家在积极营有利于企业打造绿色供应链的制度环境。

企业打造绿色供应链需要相关的标准参考。工业和信化部在标准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17年发布的《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导则》，对制造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考模式。随后，通过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项目支持了像光伏、电子信息、石油化工、轮胎机械、家电、船舶通信、动力电池等相关行业或领域的绿色供应链标准制定工作。当然，不同行业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标准都要结合行业特点，找准供应链上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的关键点。我个人的观点，初步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的企业，可以参考这些标准来构建自身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绿色供应链管理模式没有好与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企业需要立足自身的供应商分布及掌控能力，找到合适自身的发展模式。

高杨：塑料循环经济是解决当今塑料污染问题的核心，请您从绿色供应链的角度为我们解读和剖析塑料循环经济？

毛涛：塑料循环经济这个概念非常有意义，它强调对塑料进行闭环管理。当然前提是能减量化就尽量减量化，实在无法减量的时候能循环就循环。在整个绿色供应链构建方面，塑料行业如果能够把绿色供应链管理方式融入进去，将会推动整个塑料行业的循环经济发展。

落到实处，在设计环节，能减少塑料应用的就尽量减少或是用其他材料替代；在物流过程中，要尽量减少一些塑料包装；在消费阶段，需要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联动；在回收阶段，做好末端回收和再利用工作。

高杨：最近大家也看到工信部发了一系列关于推动汽车行业发展的政策，对于汽车行业，绿色发展离不开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相关政策针对整车厂和零部件厂商提出了一些要求，其中关于再生塑料的使用以及绿色供应链都有进一步明确的指标目标。请毛处帮我们解读和展望一下试点结束后可能的新变化和趋势？

毛涛：不管是塑料管理还是汽车行业管理，绿色供应链发挥的最核心的作用是绿色采购和绿色供应商的管理。绿色采购我们所关注的是产品、零部件的绿色属性，其关注点在产品上。绿色供应商的管理则更加重要，需要对上游供应商提一些绿色要求。下游企业往往是大企业，其资金能力、管理实力和技术水平都比较高，而上游企业往往是中小企业，因此需要上下游的大中小企业之间形成联动。有些企业会到供应商现场做一些抽查，看看是否真的实现了绿色水平的提升；有些企业会对上游供应商提出一些绿色改造方面的诉求。

具体到汽车行业，我们可以看到自2012年以来我国报废汽车的平均规范回收率仅为32%，近70%的报废汽车通过非法渠道流失，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和环境污染。从汽车整体的构成上来看，钢铁资源的占比是最高的，汽车产品生产的责任延伸试点主要是想规范汽车报废的回收利用。

我国汽车零部件的再利用率非常低，只有10%，而美国则达到了80%；而整个汽车的实际回收利用率我国是70%，美国将近85%，日本则达到近100%。2012年，工信部联合科技部、财政部和商务部一起发布了《汽车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通过这个时点，开始打造一批生产者责任延伸的标杆企业。文件中也提到企业来构建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发挥绿色采购的作用，带动上游企业绿色化水平的提升和零配件的再利用，同时，把回收再利用作为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形成闭环的管理。

《汽车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也提了一个目标，2023年，在资源综合利用率方面达到75%，可回收率达到95%。现在我国很多汽车的产品也出口到了国外，而欧美等国家对汽车的回收利用率和塑料再利用都有一定的要求，如果不达标可能很多产品就无法出口。

汽车行业也有一些废塑料，虽然占比不是特别高，但也不容小觑。汽车行业是典型的资源密集型企业，我国每年用于汽车制造的金属、塑料、橡胶等材料超过4000万吨；作为城市矿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到2025年，报废汽车拆解后的废钢铁将达到2400-3600万吨、废有色金属将达到200-300万吨、废塑料将达到480-700万吨、废橡胶将达到160-230万吨。如果能够把它们有效的利用起来，就会减少对新品的索取，其本身就是绿色环保，同时也可以减少碳排放和环境污染。

目前，汽车在废塑料利用这块也做了一些尝试：来自PET废塑料瓶的地毯纤维、来自废弃渔网和海缆中的可再生纤维和塑料制成的仪表盘、来自废旧沃尔沃汽车座椅的吸声材料、来自废弃渔网和航海缆绳的中控台等等。但一些行业专家也表示，可能有些车企业考虑到一些废塑料用完之后会有异味或是考虑到颜色的问题，距离大面积的推广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高杨：我们可以感受到EPR制度在开垦一个新的路径，但是废塑料在汽车方面的应用需要考虑物理性能、外观、结构支撑性等各个方面，应用起来并不容易。我们也非常期待明年上半年能够看到工信部领导下的一百余家企业的试点成果。

接下来一个问题需要跳脱目前的框架，从全球化的视野去看供应链。在全球化的当下，供应链的管理早就跨越了地理边界的约束，后疫情时代，供应链管理的安全性与可持续性是所有行业关心的重点，这个背景下，您怎么看待后疫情时代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什么见解？

毛涛：供应链安全、可持续发展是各个国家和企业都在关注的重点，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去年国内因为煤炭价格的上涨和双控指标的压力，部分省市出现了拉闸限电的情况，这对一些企业的供应安全也产生了影响。供应链安全也会受到环保问题的影响，最著名的案例是当时舍弗勒断供事件，当时它上游的一家供应商因为环保问题被上海市政府被关停，绿色供应链管理没做好，造成“断链”。供应链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这两点做好了，能减少上游企业环境违规的风险，尤其是对唯一供应商而言，对保证整个供应链产业链安全也是有益的。

欧洲现在对绿色环保的要求也特别高，包括欧盟马上要生效的碳关税，虽然前期主要针对的是大宗产品，但这种趋势会向终端产品延伸。企业供应链安全需要考虑两个方面：原材料进得来和产品卖得出去。这方面，对国外的政策变化需要给予高度关注，很多政策的实施都会对供应链安全产生潜在的威胁。当然，如果企业绿色转型得好，供应链的安全性也会有所提高。这两者既相背离的地方，但更多的是需要综合统一的协调。

高杨：供应链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既相背离有相统一，会给彼此带来挑战同时又会有一些新的机遇，而这样的机遇也会倒逼整个产业的升级发展，最终反哺到自己的安全管控，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闭环的状态。您刚才也聊到欧洲的政策，欧洲从2019年的《绿色新政》开始，就对产品和不同行业的价值链进行了全球范围内的洗牌，包括塑料、包装、信息、电子、电器、汽车、纺织、建筑、食物等。从2020年的欧洲《新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新工业战略》到2021年的《Fit for 55 一揽子气候行动》，以及2022年的《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法规》和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请您从这个角度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中欧之间在这方面怎样去合作，同时我们又如何去发掘一些新的机遇？

毛涛：欧盟碳市场已经非常成熟，交易价格也很高，有些将近达到100欧元。而我国碳市场刚刚启动，交易价格很低，大概在50人民币左右。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标的是欧洲碳市场的价格。

中欧在绿色方面有很多合作的契合点，我们单位之前发布了“绿色制造合作伙伴”倡议，强调在华跨国企业能够首先执行它全球最先进的节能环保标准；第二是加强对整个供应链的绿色管理，用他们的管理理念、技术能力带动供应链上中小企业的提升；第三是利用一些市场渠道，与我国企业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现在整个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状态，企业间的合作空间非常大。绿色转型并不是在一个国家内发生的，而是涉及多个国家多个企业，像苹果、施耐德这类零碳供应链管理的企业也会带动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从而进一步带动全球整个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转型，在低碳领域的合作和竞争会越来越大。

在这个过程中，工信部也承担推动中外合作的重要工作，在绿色低碳领域开展了很多项目，诸如中法绿色制造工作组、中欧节能减排工作组等。中欧产业间的互补性也非常大，欧洲的节能环保技术非常先进，在双碳目标下，我国很多企业也需要做相应的改造，我很看好绿色制造国际合作，特别是中欧之间的合作。

高杨：尽管中欧之间存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但绿色低碳领域永远需要大家共同去解决。中欧之间既有技术和产业上的互补性和连通性，也牵连着贸易和双边的投资，非常期待毛处和中心能够带领我们继续做好中欧之间在绿色低碳方面的合作和对话。

回归今天的主题，我们知道绿色的倡议和措施抓手其实非常多，绿色供应链只是其中一种。相比于其他的绿色倡议或者措施抓手，纵观全球绿色供应链的法律保障似乎少了点？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呢？您如何看待绿色供应链未来的法制保障呢？

毛涛：很多实践中的企业家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就我个人的理解，绿色供应链管理不是强制性的管理模式，而是依靠企业的社会责任延伸，让企业来管企业。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这些政策没有强制要求某个企业必须打造绿色供应链，而是通过营造制度环境，进行必要引导，但并不会强制某个企业去打造绿色供应链。因此，法律的完善非常必要，通过绿色采购、税收减免等措施对绿色供应链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给予一些正向的激励。

高杨：绿色供应链的发展对于企业的自我成长非常重要，今天参加本次直播的大部分是来自塑料供应链上下游的企业，可否在打造绿色供应链企业或者说绿色企业方面给到大家一些落地指导的建议呢？

毛涛：第一个建议是企业要关注国内外政策的变化，特别是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要求。企业只有对政策理解清楚，才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去做。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平衡好发展与绿色的关系，不能太过盲目，立马提出来哪一年要供应链零碳零排放，这不符合企业发展的规律。

第二，要关注供应链管理的新变化，特别是国际巨头的变化。国外和国内的情况不太一样，国外一般是小政府，企业对政府的影响非常大，很多企业在做零碳供应链的布局，布局完后也会给政府提诉求，这些诉求极有可能转变为新的政策和进出口要求，也就是新的“绿色壁垒”。如果国际化程度特别高的企业节奏太慢，那产品出口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第三，摸排自身供应链的碳排放情况。只有摸清家底才不会太过盲目，只有根据国内外政策变化，结合自身企业的发展，设计好供应链碳减排目标。

第四，理性地布局发展。企业希望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可以布局快一点，提出较早的供应链碳中和目标。

第五，提升国际话语权。我国部分产业的国际话语权不足。比如，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也就是说软实力的发展和企业硬实力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光伏国际标准制定方面，我国的参与非常有限，话语权不大，与当前的光伏产业发展还不匹配。对于塑料行业，塑料制品在国际上的流通非常大，希望既懂外语又了解行业发展的专家和企业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定制，多做一些公益性的工作，对我们整个塑料行业和塑料制品的发展都会很有帮助。

高杨：毛处的这些建议对我们企业发展以及未来的战略的规划都非常重要。直播间的观众也提出了问题：去年发布了《“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里面有好几项任务，对于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和中国走出型企业，您觉得《规划》里面有哪些点是值得我们非常关注的呢？

毛涛：“十四五”时期，绿色和低碳是并重的。因此在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方面，相关的试点项目还是会持续推进，包括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支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