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报告》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联合产业合作伙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共同编制和发布。

《报告》不仅为国内塑料污染治理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也为世界贡献了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一经发布，便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报道与引用，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反馈。作为绿色“塑”说直播系列的第一期，非常有幸邀请到本报告的主笔，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的张德元副研究员为我们深度解读这一报告。

高杨： 《中国塑料污染治理理念与实践》的国家智库研究报告意义非常重大，先请张处来介绍一下，当初发起编撰这份报告的背景、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张德元：这份报告编写的背景要从国外和国内两方面来看。从国外背景来看，当前塑料污染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历次会议当中也把塑料污染，特别是海洋塑料污染问题作为重要的议题，达成了一系列的协定。尽管各个国家都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塑料污染在我们生活中就像瘟疫一样，仍在肆意地蔓延，深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产和生活。在今年3月份召开的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启动政府间谈判，力争到2024年底前达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在这个大背景下，塑料污染俨然成了仅次于气候变化的第二大焦点环境问题。

我国同样面临非常严峻的塑料污染治理问题。我国是商品出口大国，在各种各样的商品中塑料的使用非常广泛，这就导致我国整个塑料的生产量和使用量都是最大的。特别是近几年，随着电商、快递、外卖这些新兴领域的发展，塑料包装废弃物的数量在快速增长，这也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塑料污染治理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2020年发改委跟生态环境部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2021年又出台了《“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不断加大塑料污染治理。从国内和国际来看，还有一些人对塑料污染有一定的误解，认为塑料就是污染，就是不好的；同时国际社会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塑料生产国和消费国，那必定就是最大的塑料污染国，这都是不对的。我们发现社会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能全面反映中国塑料污染治理开展了什么工作、取得了什么成效的报告，为了弥补这个空白，我们联合社科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石化联合会、物资诞生协会以及专家学者共同编制了这个报告。

报告编制的目的主要分三个。第一，是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呼吁全社会特别是消费者能共同参与到塑料污染治理中来，同时也呼吁更多国家来关注塑料污染治理；第二，让整个社会公众能对塑料污染治理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什么是塑料污染治理？中国塑料污染治理干了些什么？干得怎么样？我们觉得中国是全世界塑料污染治理的优等生，但是可能社会和公众不太了解；第三，想通过这份报告全面反映中国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让国际社会能客观地看待中国对全球塑料污染治理做出的贡献，中国不是破坏者，是塑料污染治理的贡献者，而且是最大的贡献者。

高杨: 这次报告最亮点的第二章节提到了塑料的污染的本质及表现，请张处给我们下一个最为完整、精确的定义：什么是塑料污染的本质？它的表现有哪些？

张德元：社会上有一些人对塑料和塑料污染存在一定的误解，要把塑料替代掉或消灭掉。其实塑料从材料本身来讲与钢铁、有色金属、纸一样都是人工加工的工业原料，便于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如果能进行有效地回收，从理论上讲塑料是完全可以被循环利用的。塑料本身具有材料属性和环境属性的双重属性，如果我们只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塑料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便利，就会损害人类的福祉。塑料在包装领域，特别食品包装领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塑料的发明，食物才得以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实现长期的保质并且运输到世界各地。反之，如果我们只强调塑料带来的便利，而忽视了其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那么将给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久而久之，将会危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塑料污染治理必须兼顾好生活便利与环境保护，在两者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点。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在报告里专门拿出了一章来对塑料污染的本质和表现进行一个全面、客观的分析。首先，塑料污染的本质是什么？塑料本身并不能跟污染物划等号，其本质还是塑料在使用后被废弃掉从而泄漏到环境中对环境造成了危害，变成了塑料污染。对塑料污染的本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可以让我们更加专注于塑料环境泄漏的预防，从而制定最有效的政策，采取最直接的措施，筑起塑料污染防治坚固的堤坝。其次是塑料污染的表现。认识塑料污染的具体表现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塑料污染，制定的政策才能更有针对性。比如塑料会带来土壤污染，一旦泄漏到土壤中会使土壤的透气性变差、水利降低，影响植物根系的生长，因此我们必须加大农业领域塑料污染的治理，特别是加强地膜的规范收集和处置；再比如，塑料会带来水体污染，特别是越来越严重的海洋塑料污染，因此我们必须加大海洋塑料的清理和治理，实现江河湖海的一体化治理，守住塑料泄漏到水体当中的源头。对塑料的本质和表现有一个很好的认识是我们开展任何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基础。

高杨: 在开场的时候有提到今年的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也提出来了一个历史性的决议，也即到2024年底，全球会形成一个具有约束性的终结塑料污染的协定。您觉得这个国际协定会对我国的塑料污染治理产生什么影响？《报告》中提到了国际合作十条倡议，您认为这十条倡议将如何助力2024年国际协定的形成？

张德元：即将到来的2024年的协定一定会对全球塑料污染治理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我国的塑料污染治理可以简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20年之前以再生塑料回收利用为主、以塑料循环利用为重点的发展阶段；第二阶段：全生命周期治理阶段。典型的表现就是国家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和《“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开启了一个全生命周期治理的时代；第三阶段：国际法律约束条件下的阶段。未来联合国这个协定一旦通过，就会引领全球的塑料污染治理进入一个有国际法律约束条件的阶段，在这个框架下去开展整个塑料污染治理和塑料回收利用。

说到加大国际间合作，首先我想对塑料污染的特性进行简单分析，塑料污染具有历史累积性和跨区域转移的特征。历史累积性是指塑料由于它稳定的物理和化学性能，在自然条件下几百年都不会完全降解。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1年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从1950年到2017年，全球累计生产了约92亿吨的塑料，其中22亿吨用到了汽车、家电这些产品中，目前仍在使用，10亿吨被用于焚烧发电，7亿吨变成了再生塑料，所以仍有53亿吨最终成为塑料垃圾被丢弃掉，这些丢弃或者填埋的塑料很容易泄露到环境中，有一部分最终会流入海洋。当前海洋中的塑料废弃物的总量在7500万吨到1.9亿吨之间，每年还在以900万吨到1400万吨的数量持续增加，如果不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预计到2024年排放入水生态系统的塑料废弃物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两倍。跨区域转移的特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为的跨区域转移，美国、日本、欧盟、加拿大等一些国家仍然在向东南亚出口废塑料；另一方面，塑料一旦泄漏到了海洋中，它会随着洋流的作用向世界各地转移，给海洋生态环境带来无差别的伤害。

基于这两个特征的判断，塑料污染治理必须建立国际社会广泛参与的全球治理体系。诚如习总书记说的，当前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复杂形势和全球性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这句话运用到塑料污染治理当中也是非常恰当的，面对塑料污染治理，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独善其身，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报告》中，我们对如何建立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十点倡议，主要分三点。首先，要树立责任意识，各个国家都应当对本国产生的塑料垃圾切实负起责任。比如，对塑料废弃物的跨境转移，要进行一个合理管控。废塑料的出口国家应当确保这些塑料废弃物的接收国具备完善的处置利用的基础设施和条件，能够避免塑料在回收中产生二次污染，并在必要的时候对这些接收国提供支持或帮助；其次，各个国家都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应该根据本国的国情制定出台塑料污染治理专门的法律法规和行动计划，提出塑料污染治理阶段性的目标并采取有效的行动。从治理的优先次序上讲，优先鼓励材料化的回收利用，把更多的废塑料变成再生的原材料，实现循环发展。但是有一些不具备材料化回收的，我们也鼓励尽量进行能源化回收利用，避免填埋或者废弃，防止塑料垃圾的随意丢弃和环境泄漏；最后，要加强全球合作，全球的塑料污染治理需要及时总结各个国家成功的经验做法，形成可以给各个国家和地区参考的案例，制定一些行动指南来帮助这些国家提高塑料污染治理的综合能力。为有效应对塑料污染治理，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管理能力提等方面要对一些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给予必要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支持。有些国家的环境基础设施其实是非常落后的， 这些国家就成了塑料污染治理的短板，应该帮他们快速提升塑料污染治理能力。

高杨：中国的塑料污染治理已经过了近30年的时间，也探索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路径，《报告》的第三章节专门讲了中国塑料污染治理的理念以及相关实践，我国在塑料污染治理方面主要的成效能够总结为哪几点？对于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全链条治理方面有哪些重点的内容可以介绍给观众？

张德元：中国的治理成效还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全球塑料污染治理的优等生。第一，中国建立起了覆盖范围广泛、规模庞大的塑料循环利用体系，基本建成了由回收网点、分拣中心、加工利用工厂组成的完善的废塑料回收利用体系。也有企业利用物联网技术创新的回收模式来推动整个生活垃圾分类网络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两网融合的发展。在回收体系上我们觉得中国的成效非常显著，我国废塑料回收再生利用产能世界第一，从事废塑料回收和再生利用的企业数量超过了15000家，据不安全统计，相关行业从业人员规模约90万人。从实际效果来看，2021年中国废塑料的产生量大概有6200万吨，其中材料化回收用量是1900万吨，材料化回收率达到了31%，是全球平均材料化回收率的1.74倍（材料化回收就是把废塑料再重新回收加工变成再生工业原料，再用于塑料制品的生产），回收利用的整个产能占全球的70%。同一时期美国、欧盟、日本的材料化回收率分别是8.9%、32%和21%，在本国实现的材料化回收分别只有5.3%、17%和12%，这些国家仍然大量地向其他国家出口一些废塑料。上述三个国家和地区加到一起一年材料化利用的总量只有778万吨，还不到我们一个零头；

第二，中国构建起了世界上单一国家来说可能是最完善的废塑料再生利用体系。我们现在废塑料的再生利用体系覆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花盆、垃圾桶这些低值的产品到家电、汽车、飞机、高铁这些高值产品领域的应用。正是基于庞大的塑料工业体系，我国实现了与再生塑料利用体系的衔接，对不同类别的塑料废弃物采取不同的利用方式。首先是物理再生的方法，它把一些废塑料加工成跟原生塑料性能几乎相同或者相近的再生塑料，用于产品的生产，如废弃的饮料瓶等。其次是对污染比较重的塑料废弃物的收集，把它们做成一些仓库里用的塑料托盘，实现降级使用；

第三，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从法律上看，我们有环境保护法、废弃物环境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这些法律对塑料污染、一次性的塑料制品都提出了一定的规定和要求。在一些具体的领域，中国也出台了大量具体的管理办法：在邮政快递领域，有邮政快件的包装管理办法；在农业领域，出台了农用薄膜的管理办法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的管理办法；在工业领域，出台了废塑料加工利用污染防治规定等等，正是这些法律法规为我们国家塑料污染治理和回收利用提供了很好的法律保障。除了法律法规外，中国也出台了一些财税支持政策，比如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就对再生塑料的加工内容给予增值税即征即退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措施支撑了我们国家塑料回收利用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中国塑料污染治理理念和路径，简单概括起来就是基于循环经济理念的全生命周期的治理，这要从中国发展的阶段和现状来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后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要比发达国家当时更加突出，因此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抛弃了传统以资源的高消耗、污染物的高排放为特征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经济增长模式，强调发展循环经济，探索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脱钩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塑料污染治理方面，中国恰恰是贯彻了循环经济的理念。按照3R原则，首先就是减量化，尽可能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生产和使用，从源头上大力推动塑料制品易回收、易再生的生态设计；其次就是再利用，在流通消费的环节，用一些可循环使用的包装或者一些商业模式来减少塑料的用量；最后就是资源化，在末端处置的环节开展废弃塑料制品的回收和材料化利用，鼓励暂时不具备材料化利用的进行能源化利用。我国构建了一个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越来越完善，整个政策制度也越来越清晰。

高杨：以前我们讲循环经济，经常说3R原则，即reduce, reuse 和recycle。但随着时代发展，3R已经满足不了绿色循环转型的需要，从根本上需要rethink（重新思考）和redesign（重新设计），因此材料技术创新和绿色生态设计是发展塑料循环经济的重要一环，产业界在这方面有很多很好的探索和创新案例，特别是在国际合作方面。本报告对此专门也花了篇幅加以总结。请问是否可以就这个问题深入谈一下您的观点？如何去做源头设计的改变和革新才能为末端的回收和再生提供更好的便利？

张德元: 现在来看，中国塑料污染治理，特别是废塑料的回收利用发展其实进入了瓶颈期。主要是因为高值的塑料制品能实现很好的材料化的回收和利用，回收率比较高，但是一些低值的包装类的废弃物回收非常困难，基本是跟生活垃圾一起进行焚烧或者填埋。要发展塑料循环经济，提高这部分塑料包装废弃物的材料回收率，就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合创新，就必须从源头开展产品的生态设计。到现在我们矿泉水瓶的瓶盖、瓶身和标签的材质还是不一样的，在后续的材料化利用过程中需要人工或是机械的分离，就会增加分选的成本。如果能通过生态设计或者是源头技术的创新实现材质的统一，那么后端的回收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同时提高回收的经济价值。再比如，所有食品类的塑料包装如果能简化到一两种、两三种材质，不同的材质再给它规定不同的颜色，那么在后端分选的过程中将大大降低成本。

从全球来看，其实塑料的材料化回收利用达到30%甚至高一点后再想提高就很难了，塑料包装类的使用量在整个塑料工业体中占比用量很大，部分不能进行材料回收比例就提不上去。所以在这里我也想发出一个呼吁：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特别是塑料制品的生产商，能够联合上下游一并加大协同创新力度。只有上下游共同采取措施，才能形成一个治理体系或者创新体系，最终为塑料循环经济的发展探索新的技术、材料和商业模式。我也了解到，绿色再生塑料供应联合工作组这些年围绕产业链的协同创新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对一些塑料包装进行认定的双易设计，有利于塑料包装在废弃之后实现更好的再生利用和回收利用。

高杨：《“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里面有专门的一段讲到了对于废塑料的再生循环利用的方向，完善再生塑料有关的标准，加快推广应用再生塑料先进技术装备以及鼓励塑料废弃物的同级化高值化利用的一个要求。您认为未来从技术发展层面如何去推动塑料的再生和回收利用？

张德元：这个问题非常大，我说的未必准确。我认为未来废塑料的再生利用技术发展方向主要归为两大类：一个是让废塑料回收利用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技术，包括塑料加工利用环节的技术装备、塑料废弃物源头分选的技术以及现在国内外呼声比较高的化学回收技术。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人力、土地等各种成本都在上升，如果塑料价格不能跟着上升的话，就会出现利润越来越薄的情况，所以需要一些技术去创新去降低成本，提高塑料回收利用的经济性。

另一个发展方向就是让塑料回收利用更加环保的技术。比如塑料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绿色回收技术以及在生态设计的创新，让塑料的回收和处置更加绿色化。在这里，我想澄清一个同级化和高值化利用的问题，我们在文件里边是鼓励这个方向的，但是短期内中国可能不会强制使用再生塑料，同级化不是一个普遍要求，因为在废塑料回收利用上我们不能光算企业或者行业的小账，还要看全社会发展的大账。我们国家现在一年回收约2000万吨的废塑料，这些废塑料在各个领域都能实现很好的应用，如果出台一些要求实现同级利用的规定，就可能会出现塑料原料不够的情况。同级利用需要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包括清洗成本、分类成本等，但从全社会来讲，废塑料利用总量一定、产生的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一定的情况下，不同等级的利用对成本的需求要小一些。废塑料有不同的等级，通过不同等级的综合利用，才能提高整体的循环利用率。

推动塑料技术的创新要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来讲，从企业角度，要紧跟国内外局势发展变化。比如欧盟对再生塑料有非常高的要求，要使用30%的再生塑料，那就会花更高的价格从中国进口。但他们同时对整个塑料加工利用过程中的技术装备水平、环保水平、供应链管理的规范程度都有要求，这就激励我们企业在这方面进行创新。从政府角度，政府要鼓励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加大科技支持的力度。十三五、十四五包括国家科技部在固废资源化专项，包括循环经济专项里都有对废塑料回收技术研发的支持，对新技术、新设备给予更多的推广、投资和补贴，对再生塑料回收利用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这些都会激励企业更加坚定地发展塑料循环经济，更多投入到技术研发和创新的道路当中来。

高杨: 《报告》阐述了有物理循环和化学回收这样的两种技术，物理回收循环无论从技术还是模式上都已经比较成熟，化学循环却还处于探索阶段。从技术层面以及从政策预判层面，您如何看待化学回收循环？

张德元：近几年，特别是去年和今年，整个行业对化学循环的关注度非常高。我首先想强调一下化学循环和土法炼油的区别：对于技术落后的土法炼油，《国家产业结构指导目录》里是明确把它列入淘汰类目录的。但是对于一些能够通过比较先进的技术工艺，通过化学回收的方法对废塑料进行材料化回收利用的技术，我国永远都是鼓励。再说国家政策，化学回收技术在国内和国外面临的发展环境是不一样的。在国外特别是欧盟，化学回收的声音喊得很响，因为发达国家没有中国这样完整的塑料工业体系，他们必须走化学回收和化学循环的道路，才能把废塑料转化为同级的原料，他们没有大的纺织工业，没法走降级使用的道路。我国的发展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现在各种不同等级的废塑料基本都能以比较低的成本实现物理回收，下游也有相应的产业承接这些再生的原材料。

因此，化学回收要在中国发展，我觉得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化学回收的产品方案是什么？如果是油，那与直接在生活垃圾里焚烧发电相比，其价值体现在哪儿？化学回收的成本非常高的，如果花费高成本后最终还是焚烧，那就要研究这种产品方案是否值得。第二，化学回收的对象是什么？如果是通过物理回收就能很好回收的诸如汽车、家电上的工程塑料和饮料瓶， 那化学回收就没有成本上的竞争优势。因此，在中国，化学回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目前物理回收不能有效解决的产品，比如方便面袋子、一次性塑料袋等膜袋类产品。第三，化学回收可行的商业模式是什么？膜袋类包装材料的材质是很复杂的，单体价值非常低。化学回收需要按照不同材质分类，那么可行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分选体系、工业装置的需求量如何跟生活垃圾进行衔接？如何保证整个体系的运转？这些都需要科学的论证，这是化学回收在国内外不同的发展环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对化学回收充满期待，中国废塑料的物理回收发展会进入一个瓶颈期，最有可能的突破点就是化学回收技术，把一些膜袋类的塑料包装实现材料化回收利用，推动整个塑料回收利用，实现塑料污染治理质的变化。

高杨：在《“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里以及咱们这份报告中都提出了发展塑料循环经济，也需要科学比较分析各种塑料替代的产品和方案。您如何看待一些人认为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只需要用可降解去替代就能治理污染”这一现象？如何谨慎地辨析替代方案才能比较方便地从根源上解决塑料污染治理问题？

张德元：

比如，现在鼓励用纸吸管替代一次性塑料吸管，用可降解塑料袋替代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袋等等。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纸吸管的生产需要砍伐木材或者是竹子，再生产纸，纸再生产成吸管，如果使用之后和生活垃圾焚烧，这样全生命周期要付出更高的经济成本，全生命周期评价是不是更好还没有科学的对比研究。再说可降解塑料，去年欧盟一个专家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里就认为生物可降解塑料在自然条件下并不能完全降解，它需要在使用后对其进行单独收集，并且在工业堆肥的条件下才能完全降解。我们花更高的成本去使用可降解塑料，却还要花更高的成本对它进行收集和处理，这样做的意义可能不大。

因此，就需要国家和企业在制定相关政策或者是采取相关措施时有一个科学全面的对比分析，不能为了塑料污染治理而治理。我们还是强调塑料污染治理的措施应该放到末端环境泄露的防止上，同时，这种涉及到老百姓千家万户，千千万万企业的东西要实现百分百的解决也是非常有难度的，这就需要整个社会对此有清醒客观的认识和比较公道的理解。

问题一：在欧洲，塑料焚烧发电并不被认定为塑料的回收利用，为什么我国还将其划分为回收利用？您如何看待这种不同的区分？

张德元:无论是从欧洲还是国内来看，我们都分为材料化回收利用和能源化回收利用（energy recovery）。目前不同口径的数据我们更多强调材料的回收比例是多少，欧盟是多少。对于有一些不能进行材料化回收的，从政策方向上来讲是鼓励能进行能源化的回收利用。在欧盟的相关数据和报告里边其实也有能源化回收数据，我们跟他们其实是一样，这会引导我们更科学地认识和对待塑料污染治理，提高废塑料综合回收利用率。

问题二：请张处分享一下我国塑料污染治理下一个阶段的趋势是什么？不同类型的企业需要注意做好哪些方面的筹备？

张德元: 基于我国自我发展需求开展塑料污染治理和回收，到2024年就会进入国际法律约束下的塑料污染治理新阶段，这是整个行业的大趋势。

面对这个趋势，企业应该ze那么做呢？第一，塑料制品的生产企业要警惕欧盟发达国家和地区利用塑料包装税对其提出更多要求，要提前有应对和适应的预案；第二，流通消费类的企业要积极采取行动，将塑料消费减量、绿色生活方式、塑料污染治理整体纳入到社会责任和行动方案里来。流通消费企业长期存在一次性塑料制品减量替代的压力，一次性塑料污染治理将来会成为这些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再生利用企业要主动走出去。再生塑料的跨国流动会非常频繁，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将回收服务模式、技术装备以及工厂建到国外，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第四，创新型的企业要积极开发真正自然可降解的替代材料，去探索化学回收新的技术供应路线、商业模式和服务模式。

问题三：当初垃圾分类提出了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目标，现在明确了塑料污染的本质是塑料废弃物无管理的泄露，减量化的目标是否有所和需要调整呢？

张德元：我们之所以强调塑料污染的本质是环境泄漏，就是让大家客观地认识这个问题，客观地接受它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材料，不要把塑料全盘否定。因此，强调塑料污染的本质和源头减量并不矛盾，源头减量主要是指减少塑料废弃物的产生和减少非必要的塑料制品的生产和消费，对一次性塑料制品能少用就少用，能不用就不用的原则永远都是对的。源头减量和防止环境泄漏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源头减量不能有效解决问题，那就需要采取一些末端的措施。